下节目后我特意记下了他的手机号码，然后法短信给他，同样说了很多鼓舞人心加油打气的话给他。很快收到回复，除了诉苦与自怨自怜以外，就是有了对我们的感谢，同时表明了一定要努力与病魔抗争到底的决心。

他回复我的短信原话是这样的：“我可以说是第一次听收音机，躺在病床上睡不着...今晚我有两个惊喜，没想到听广播能收获这样的感动，更没想到有那么多陌生的朋友为我打气，也没有想到你们会发信息给我，真是难忘的夜晚。”

之后，在凌晨四点，我又收到了他的一条短信，原话说“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会努力，我会加油！”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身患重症即将面对关键手术的朋友的名字，我想也没有必要知道，但放在我的手机里的号码，总要有一个称呼，于是我给他的号码前输的名字是“阳光者”。

早上大雾，电视里播放着NBA，再次看到了三十四岁的艾弗森，廉颇老矣，似乎身手已经不是那么矫捷，但蓦然间笑起来，还是那么灿烂，记得世纪初的一期的当代体育杂志上，当时艾弗森是封面人物，他笑的很灿烂，灿烂中带着忧郁和不羁，快十年过去了，他依旧没有尝到过冠军的喜悦，但他是胜利者，是“强者生存”的绝对志士，是敢于面对挑战与逆境的生命战士，那期封面的标题也是这么三个字，阳光者。

我成为了真正的房奴，即使全世界都把我遗忘，银行在每个月也不会忘了我的。我要用一个两百万，一个150平，换取我仅有的这一次生命的奔波与期待，具体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共产主义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得努力。

重要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坚信。

我为自己能够说出如此应景的话感到骄傲。

转瞬过眼的事情太多了，来不及记录了。如果结绳记事还有用，那我每天就打一个结吧。

我总在怀疑，会不会我已经执迷不悟了呢？

研究生课程不多，免修了两门，其他依旧。工作顺利，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翔成功复出，那晚因为要搬离炫特区的家，所以没有看到直播，后来得知，他同去年一起退赛的特拉梅尔同时撞线。希望刘翔继续跑下去，伦敦时我会去那里看你夺冠。

见导师，谈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她说，真看不出你具体应该走哪天路，总之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就是了，我全力支持你。 我的导师十一期间会在法国巴黎的铁塔下，或者街角边喝咖啡。

爸爸妈妈在西安都好，通过几次电话，虽然还偶有不快在电波中发生，但我长大了，大家也相互理解，这是事实。我会不断长大，也总有人陪着我。不能只等我长大，所以我得努力。

重复看了几部以前看过的电影，看了几本自传与东野圭吾的小说。

受邀去看了商业大片建国大业的媒体首映，感觉是专题片，是连环画，但是其中刘烨那段“我代表活着的，死了的红军战士，向毛委员敬礼。”这一场戏还是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是伟大的红军战士里的一员，他曾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他是共和国建国大业中绵薄之力的参与者。我只能说，这部电影的意义不是奔着电影艺术作品去的。我们的情怀与历史责任感，在这里很快被唤起。我是个正统的孩子。

那晚在茅茅和旭哥装修完不久的家里玩的了一整夜，大家又笑又哭又说又闹，自制了马尼拉游戏玩的有声色，数十瓶酒也一点不醉，都说感觉前所未有的快乐和难再复现的幸福，然后又一致的说，居安思危。

第二天原本去天文馆，后来因为国庆演练封路戒严，不得不大半天在堵车中渡过。半夜从温度水城开车回市区，我在黑暗中指路，方向正确，路线准确，很快走回了八达岭高速，然后就下起了雨。我说我天生方向感强，知道哪里该走哪里不该走。

以后也一样，走好该走的路，居安思危，居危思进。

国庆快到了，一切都围绕着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而来的，我把自己献给祖国，为了祖国，我们要居安思危。

电影学院的金字塔有很多的传说，对于来历大家应该众人皆知，但是那里面的故事与奇异的事件都是层出不穷的，没有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没有知道那些故事有没有完结，总之，就像来去兜转的这些人一样，万劫不复。 电影学院有外在象征吗？姑且用金字塔当作一个象征吧。

我从来没有在心里面因为这个地方多么多么骄傲和自豪，或者因为这个地方好像我得道匝光而自瞩自目一般。不像那些怀有强烈赤子之心的人，他们都有特别柔软的一面，都足够单纯，有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有足够的青春与野心去试图实现，后来我发现，这些人傻，但是一点也不可怜，明明没有那个能力，还要拼命去尝试，以为自己怀才不遇或者机遇难逢，实际上他们需要走出去看看才知道，这里太小了，可能没能力承载你们的理想，不过有东西来牵引自己消磨生命，到也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说到底，在电影学院当学生和做电影，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关系，主要不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是眼界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托尔斯泰说如果作家只顾写字，那就是傻子，问题是，那个时候有人可以以文字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现在你谁要是不走市场又不走仕途不吃管饭纯粹说搞文字的，不是不多，而是很难存活到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地步。所以说，很多东西，不要总说是底子的问题，根基的问题，我们总爱给问题找到性质上的归咎之处，实际问题就在最外在，什么情况允许，什么情况不允许，不允许了你怎么办，允许了你又怎么处理。

前天看纽约大学戏剧论坛里一个华裔剧作家的话，说的很好，“别竟瞎琢磨戏，多想些问题，多想想你自己怎么吃饭的问题。” 以及 “写剧本其实不是创作，其实跟文学纪实报告以及编辑撰稿是等量齐观的，甚至不如之。”

真正创作的人都在基层，比如农民工，比如清洁工，钟点工，公交售票员，卡车司机，铁道检修员，部队司号员，街边城管，大厦保安等等。当为生计创作个人的行为，这个创作就已经进入了可以描摹粉饰的范围，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然在描摹和叙述着一种东西。玩九宫格城市棋子游戏，谁规定了大家要在走入死胡同时，拆掉死胡同的墙呢？ 就好像北京国安的球迷服之一，背后写着“跟丫死磕”，最后统统被磕死。

金字塔是一座飘悠着诱人香气的带刺玫瑰，碰了扎，不敢，不碰吧，又不甘。无论如何，围聚在周围，都有很多的感受，感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过程也不重要，人死了都是要盖棺定论的，结果一定是最重要的，生活不是过程，生活全是结果。

梵高给提奥在信中说的没错，总拿当下的每一天作为要求来乞准，那么一部分是在回避问题，一部分是不敢面对。我或许是第三种，那就是提奥所说的，连问题都没有发现，只有凭空想象。

中午的时候去通州，车速很快，感觉眼前景物全都是昨天的，只不过是逆向，一个多月前我经过这里，看到都是一个人的身影和气息，现在感觉是暂别后的故地重游，一段清晰一段模糊的。

我迫切的希望过上好多年，再来这个地方，那时候谁又回想到现在。

有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好比小时候的玩具与洋片突然毫无征兆的从某处冒了出来，又好像曾经的老友在失去联系很久以后又很自然的失而复得，或者是死神擦肩而过却不留一点痕迹，或者是一秒前还在心里默念希望这个混蛋死去，第二秒转身丫就被车碾过了。

可这些不能归为巧合，这样分类是武断的把更多的可能性与判断的细枝末节都忽略和否定了的。我只能说，我真走运。如果运气哪天到头了，那就必须自己给自己创造点运气，创造点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