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影子

因为期末考试的缘故回到学校，住了两天，最后考完了该死的电影大师研究。

学校是好地方，离开学校的人会很羡慕在学校的人，我都羡慕我自己居然是一名国家的公费研究生。很多人和我一样，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反正感觉不一样。

中午打车回台，路上走德胜门，绕道二环，堵车堵了半个小时。我在车上睡着了，梦里感觉像是回到了西安。醒来后发现，果然经过的是德胜门城楼，比西安的小的多。

晚上赶回牡丹园，去海底捞和导师以及两位同门吃饭，我去晚了一个多小时，到那儿大家都吃完了，我就点了三碗鸡蛋炒米饭，就着锅里剩下的吃了起来。期间说了很多话，导师的兴致不错，期间勉励我尽快完成那个“红色家庭”的故事大纲。之后去咖啡厅录了几段采访，抽了几根烟，聊了一会儿电影电视剧小说剧本写作电影学院以及诸多相关杂事，之后散去。原本计划晚上系里研究生们要约陈山祖师爷出来杀人，后来黄了。

之前接到过几个电话，联系宁财神的时间，联系李玉刚作嘉宾上节目，以及茅茅和旭哥，因为一个夏普新手机电池拔不出来。

学校已经放假，工作还在继续，新房子的安装已经接近尾声，其他的事，随它去吧，准备像余则成一样，迎接2010年的春天。

昨晚去中山音乐堂听北京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曲子都极其熟悉，曾经坐乐团时，在德国都演出过，每一个声部的曲调和音符都了如指掌。听起来又像回到了好多年前。

说那没用的干嘛。

年底了，戒骄戒躁。这四个字从小到大无数个人在我耳边说过，我以为我从来没有履行过，现在明白了，我从小到大就是个戒骄戒躁、根正苗红的好孩子。

十年是什么。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十年之前我才上初中。

十年之前，还在憧憬下一世纪。

十年之前，我开始崇拜巴蒂斯图塔。

十年之前，我关注洛杉矶湖人，尤其是大胖子奥尼尔。

十年之前，我还爱看鲁滨逊漂流记。

十年之前，我的爱好是不学习。

十年之前，我还看灌篮高手。

十年之前，我刚考过小号专业六级。

十年之前，我还听后街男孩。

十年之前，我刚刚知道希区柯克。

十年之前，何厚铧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特首。

感谢何厚铧先生为澳门特区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澳门的明天会更好。

最近大家都开始骂《三枪》了，包括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电影专家、评论员、象牙塔里的各色人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广大的观众群体。大家都在骂。

总的来说，大家“骂”的过程都很爽，都是在宣泄，宣泄他们对于张艺谋，对于这部电影的失望，当然，再上升一下，对于中国电影的失望。

见惯了这种口诛笔伐的群起而攻之，无所谓，骂就骂，该说它好的人大有人在，陈丹青说的对，“中国的事，你就让它发生，别想着怎么样。” 对，就让它发生就行了，该琢磨的时候不在现在。

情况是这样的，影视这个行业，或者说评论影视剧这种事情，门槛很低，门槛的确很低，谁都可以说上几句，谁都可以说三道四显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条理清晰，但是说话没有大局观，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说话没有策略性也是很可怕的事。骂“三枪”的人都是傻逼，这句话我不会说，但至少，跟着起哄，以影片形式的拙劣和剧本的漏洞、演员粗糙滑稽的表演为由头，强调导演的品牌而忘记了他拍摄的这个行为本身，以此去攻击一位导演试图冲破樊笼的创新尝试和努力，这是不好的。

三枪的确不是好电影，明显感觉在拼凑，在凑合。上周看完，我当即给苗子打电话，说了几句，“学的是科恩，有点，但结构还是有问题。人物简单，能看出张艺谋新编剧团队在试图像一个方向靠。”但是不成功。不成功不要紧，反正中国人拍了那么多不成功的电影，但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说它为什么不好，问题出在哪里，而只是在起哄，网络提供了看热闹的最好地点，所有人都在看笑话。这是电影氛围的问题，有些不健康，有些不合理。

现在，大家多少都开始畸形了，视觉畸形，心理也畸形。骂的人抓狂，被骂的人也绝对不会稳坐如钟。

张伟平先生竟然说，电影圈里的人，他们看张艺谋的电影永远是5个字：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这三个词，五个字，应该学着索德伯格老师，再拍一部《性，谎言，录像带》。

昨晚见了李国修，被称为台湾的莫里哀。如果莫里哀是嬉笑着看世界的话，那他自身的悲悯和人道主义都将被后人葬送。

还有朱德刚和樊光耀两位台湾相声演员，我觉得台湾人能够把普通话说的很像普通话，把北京正南正北的几条大街如数家珍，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李国修老师临走时，送给我一个书简透明袋，上面写着四个字“合法犯罪”，这应该是屏风表演班的某个话剧作品的名称。仔细想想，合法与犯罪，这两个词并不矛盾，放在不同的语境里就好，能够合法犯罪，应该是比较高的境界。

有人生病还要工作，有人失眠还要开车，有人不用工作却每每数着厚厚的钞票，有的人活着，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违法，有的人违法却逃过了咎责，一旦合乎了某种“法”，其通常意义上的所指就不同了，合法犯罪，其实就是排比句的一种刻意反差的表达形式而已。

昨天晚上才更新过，以为一星期内不会再来，没想到...

躺着横竖睡不着，于是打开电脑，上来在博客里写下这些文字。

以此来表明我现在、将来、将来的将来、将来的将来的将来......都会用写字的方式印证我还活着。

这只是我以及无数普通人的境界。

库布里克却说，我会用电影的方式来印证，我还活着。

这就是库布里克的境界了。

下面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库布里克照片。

奇怪的日子总有比较奇怪的事。说的是昨天，十二月十二日的事情。

每年我都会记住十二月十二日，我都会去用十分务虚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因为在一九三六年的这一年，伟大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航程。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时候我就懂得了其中的道理，那就是，讲道理，在一些时候是行不通的，有些道理是没法讲的，有些人是必须踩在他头上才可以办成事的。说这些是为了勉励自己，我们国情下的社会人情模式，是需要好好在成长中琢磨并且在挫折中前进的，有些鸿沟不必填平，有些浑水不必自趟，总之，我们应该明白，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在现在是多么的可贵。

今天看电视，某集权电视机构做一个访谈节目，国家财经部门的某个部级领导被采访的时候，谈到自己还没有能力买到一套像样的房子，我当时就诧异了，这明摆的就是扯淡扯到了毫无边际的地步。算了，不说了，懒得说。

上周在政协看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最早听到三枪想到的是一个内衣品牌，拍案惊奇是明末凌濛初的小说，这组合到一起，那就是与明末的内衣品牌有关的小说式电影。得承认，张艺谋是大师，对于这部电影，原本看完想写点东西，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中国电影创作本身很脆弱，多说了会打击创作者，多说了会使得那些创作者失掉了方向迷失在茫茫文字和帖子中；中国电影产业却很皮实，越说越健康，越打击越快乐，越打击越能茁壮成长，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句话，厚着脸皮，有时候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时候会遭来更多非议，但是好在厚着脸皮的。

懒得多说了。

吃了顿陕西土小吃，土下面埋着上百个皇帝与中国文化的魂魄，生做长安草，死做唐城花。

金马奖给明骥爷爷颁了终身成就奖，以感谢他为台湾新电影运动提携人才，运筹策略，蓄积机遇和资源。侯孝贤在明骥说完获奖感言将要下台之时，走上台，冲着台下挥挥手，嘴里念叨着“那个年代的，参与过新电影的人，都上来。” 于是，台湾的一批新电影运动原老级人物，除了已故的大师杨德昌，其他基本上都在了，还包括吴念真。见证台湾电影发展的这一批人站在了一起。

我有些感动。这一批人早已经老去。

隐约记得上次看报道，《悲情城市》剧组为了纪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二十周年，众多主创重新聚首，唯独缺席扮演宽美的辛树芬。这位被侯孝贤偶然发掘、陆续拍摄了《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的女演员，后来告别影坛，去了美国，并且长久定居下来。辛树芬是谜一样的演员，侯孝贤的电影中的她，给人带来的历史情境想象空间极大，收敛和隐忍的状态，清纯又看透凡世的样貌，让人难以忘怀。电影对她来说，只是一次奇遇，只是一次人生经验。

自出生于弗吉尼亚的贫民窟起，艾弗森恐怕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在自己的世界中用纠结和矛盾来自我挣扎的人。那时候很多球迷亲切的称呼他 小艾，小艾被叫了这么多年，成了老艾。

一个穷小子，死硬，死倔，死拧，死不服输，吃着逆境的养分，抵着他人的蔑视，扛着生存的压力，凭着自己大无畏的勇气和坚韧不催的毅力，一步步走到了某个世界的顶端，继而在这个顶层领域里，继续遭到他人冷眼，受到旁人攻击，领略潮起潮落与浮浮沉沉，在夹缝中一面受到赞誉一面受到诋毁，一面是认可是一面是否定，以至于这样一个身份与经历颇为坎坷和传奇的年轻人，在各种声音中，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征服别人，想要回自己的尊严与骄傲。证明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对他来说，没有一劳永逸的得到，也没有一揽皆失的抛弃，没有真正的胜利，也没有真正的失败，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他需要在这个塑造自己角色的过程中，得到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尊严与骄傲，我不愿意认为他是耿耿于怀，而更欣然接受他的自我纠结，被人看低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像敏感易怒的梵高，一旦在某个境遇里面对失去证明自己的机会，那么这个领域对他来说，也不再需要留恋，即使他拥有超人般的勇气和精神。

艾弗森自己说死后在墓碑上刻上“误解”，他妈妈说，加上几个字“并非所有人”。其实艾弗森从来没有被大家误解，根本在于大家不用去理解什么，他的存在已经证明了好莱坞电影的伟大主流价值观以及美国梦的实现的可能性，他因为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受到了更多的爱与恨，在情感方面的收获远远大于篮球运动本身带给他的，他的特立独行始终证明了他自己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起从小混大的朋友给自己当保镖与助理，而是需要在战场上真正起到作用并且能够极其包容的后援部队，他所遭到一切的非议其实在任何篮球运动员看来都极其正常，或许艾弗森年少猖狂过，或许他放荡不羁过，或许他桀骜不驯过，或许他并不妥协于任何一方给予的压力，他都是在自我证明、自我实现中纠结着，自我挣扎着，积郁而发泄，积极又愤世，他的生存哲学中，生存就是战争，强者生存，都印证了那句话，幸运与不幸运是相对的，强与不强是绝对的。

艾弗森纵使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有着超乎常人的勇气，有着战胜一切的决心，有着至死不渝的毅力，有着从一而终的执著，有着永远不服输的精神，他也只是一个人在对抗着自己精神中的那些魔魇，他要的是尊严，荣耀，以及骄傲，篮球与比赛给了他这一切，他已经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冠军根本不重要，即使他真的很想要一个冠军，但他更想要真正的比赛。

艾弗森留给我们永恒的激情，这些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运动员就可以带给我们的，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他自己的经历与磨砺。

艾弗森的退役，不是妥协，他应该被理解，误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不管他在不在球场上，他都陪伴我们走过了最美好的中学时期，陪我们走过了梦想篮球的少年岁月，我们不枉曾经去买一双I3的假鞋穿着招摇，不枉在球场上学走了样的艾式拉杆与胯下运球，不枉在上课时传递着他的画册。

艾弗森曾经年少轻狂、桀骜不驯过，他犯过错误，走过弯路，跌倒过，也一再的爬起来继续向前，执迷不悔。他始终在执著的做他自己，有召唤，有责任，勇敢，不羁，爱自由。

再见，阿伦 艾弗森。最勇敢的男人，最勇敢的战士。

有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有时候我特别清楚我该怎么计划自己的时间。

计划时间和干事情，是两码事。

我打了吊针，雾化吸入，满身汗。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私立医院，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兴办医院，鼓励外国人在中国办医院，前提是，我们看得起。最好，没病别看。

每年十一月都是最长的，现在也终于快过完了。

过些天你去了南边，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早已经病好了的，遇到的问题都会被解决的，而且是初愈的，刚解决的，善新的完满。

还有很多很好的电影等着年轻人们去实现。

又下雪了，要比以往早一些。

可能，或许还有很多事情，要比以往早一些。

我能够做好准备。

爸爸妈妈请放心。

昨晚上节目的时候，有听众发来短信，说自己得了重病，即将上手术台，如果手术不成功，自己或许将成为家人的累赘，或许有了轻生的念头。 不论是真是假，网络短信平台上迅速有了响应，大家纷纷劝说和勉励这位即将上手术台的朋友，鼓励他勇敢面对生活，积极面对生命，绝对不放弃生存的权利和机会。

下节目后我特意记下了他的手机号码，然后法短信给他，同样说了很多鼓舞人心加油打气的话给他。很快收到回复，除了诉苦与自怨自怜以外，就是有了对我们的感谢，同时表明了一定要努力与病魔抗争到底的决心。

他回复我的短信原话是这样的：“我可以说是第一次听收音机，躺在病床上睡不着...今晚我有两个惊喜，没想到听广播能收获这样的感动，更没想到有那么多陌生的朋友为我打气，也没有想到你们会发信息给我，真是难忘的夜晚。”

之后，在凌晨四点，我又收到了他的一条短信，原话说“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会努力，我会加油！”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身患重症即将面对关键手术的朋友的名字，我想也没有必要知道，但放在我的手机里的号码，总要有一个称呼，于是我给他的号码前输的名字是“阳光者”。

早上大雾，电视里播放着NBA，再次看到了三十四岁的艾弗森，廉颇老矣，似乎身手已经不是那么矫捷，但蓦然间笑起来，还是那么灿烂，记得世纪初的一期的当代体育杂志上，当时艾弗森是封面人物，他笑的很灿烂，灿烂中带着忧郁和不羁，快十年过去了，他依旧没有尝到过冠军的喜悦，但他是胜利者，是“强者生存”的绝对志士，是敢于面对挑战与逆境的生命战士，那期封面的标题也是这么三个字，阳光者。

解放战争时，中共中央从延安撤离，转战陕北。国民党认为中共放弃掉延安，将是他们的重大挫折。毛主席说，如果说失掉了延安，就是我们的重大挫折，那我们就是从无数个这样的挫折中走过来的。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全中国。

我成为了真正的房奴，即使全世界都把我遗忘，银行在每个月也不会忘了我的。我要用一个两百万，一个150平，换取我仅有的这一次生命的奔波与期待，具体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共产主义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得努力。

重要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

北京国安夺得了世界杯。

索马里海盗们，是一群理智的理想主义者。

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坚信。

全球还有超过十亿人身处饥饿当中。我目前暂且能够吃的饱饭，以后也一定要吃饱饭。

我为自己能够说出如此应景的话感到骄傲。

十一回西安，感觉好久没有回来了。在家没待几天，全在外面跑着，见这个，会那个，终归是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了，打车连西安的一些街道和地名都叫不上来，我真的是海明威小说里的人，打一场仗回来，找不到家门不说，连一些记忆都泯灭了。

转瞬过眼的事情太多了，来不及记录了。如果结绳记事还有用，那我每天就打一个结吧。

我总在怀疑，会不会我已经执迷不悟了呢？

快一个月了，我生活在别处，一切都还好。

研究生课程不多，免修了两门，其他依旧。工作顺利，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翔成功复出，那晚因为要搬离炫特区的家，所以没有看到直播，后来得知，他同去年一起退赛的特拉梅尔同时撞线。希望刘翔继续跑下去，伦敦时我会去那里看你夺冠。

见导师，谈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她说，真看不出你具体应该走哪天路，总之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就是了，我全力支持你。 我的导师十一期间会在法国巴黎的铁塔下，或者街角边喝咖啡。

爸爸妈妈在西安都好，通过几次电话，虽然还偶有不快在电波中发生，但我长大了，大家也相互理解，这是事实。我会不断长大，也总有人陪着我。不能只等我长大，所以我得努力。

重复看了几部以前看过的电影，看了几本自传与东野圭吾的小说。

受邀去看了商业大片建国大业的媒体首映，感觉是专题片，是连环画，但是其中刘烨那段“我代表活着的，死了的红军战士，向毛委员敬礼。”这一场戏还是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是伟大的红军战士里的一员，他曾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他是共和国建国大业中绵薄之力的参与者。我只能说，这部电影的意义不是奔着电影艺术作品去的。我们的情怀与历史责任感，在这里很快被唤起。我是个正统的孩子。

那晚在茅茅和旭哥装修完不久的家里玩的了一整夜，大家又笑又哭又说又闹，自制了马尼拉游戏玩的有声色，数十瓶酒也一点不醉，都说感觉前所未有的快乐和难再复现的幸福，然后又一致的说，居安思危。

第二天原本去天文馆，后来因为国庆演练封路戒严，不得不大半天在堵车中渡过。半夜从温度水城开车回市区，我在黑暗中指路，方向正确，路线准确，很快走回了八达岭高速，然后就下起了雨。我说我天生方向感强，知道哪里该走哪里不该走。

以后也一样，走好该走的路，居安思危，居危思进。

国庆快到了，一切都围绕着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而来的，我把自己献给祖国，为了祖国，我们要居安思危。

我又回到了电影学院，大学四年结束，两个月后的这两天就要开始硕士研究生的三年，细细一想，一待就是七年，七年可以让居鲁士放弃打埃及，七年可以让越战陷入更深泥潭，七年可以成就梵高最旺盛的创作期，七年可以让施瓦辛格终于跻身政坛，七年也可以让库布里克拍出一部闪灵，七年还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四字词语什么什么之痒。

电影学院的金字塔有很多的传说，对于来历大家应该众人皆知，但是那里面的故事与奇异的事件都是层出不穷的，没有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没有知道那些故事有没有完结，总之，就像来去兜转的这些人一样，万劫不复。 电影学院有外在象征吗？姑且用金字塔当作一个象征吧。

我从来没有在心里面因为这个地方多么多么骄傲和自豪，或者因为这个地方好像我得道匝光而自瞩自目一般。不像那些怀有强烈赤子之心的人，他们都有特别柔软的一面，都足够单纯，有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有足够的青春与野心去试图实现，后来我发现，这些人傻，但是一点也不可怜，明明没有那个能力，还要拼命去尝试，以为自己怀才不遇或者机遇难逢，实际上他们需要走出去看看才知道，这里太小了，可能没能力承载你们的理想，不过有东西来牵引自己消磨生命，到也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说到底，在电影学院当学生和做电影，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关系，主要不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是眼界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托尔斯泰说如果作家只顾写字，那就是傻子，问题是，那个时候有人可以以文字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现在你谁要是不走市场又不走仕途不吃管饭纯粹说搞文字的，不是不多，而是很难存活到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地步。所以说，很多东西，不要总说是底子的问题，根基的问题，我们总爱给问题找到性质上的归咎之处，实际问题就在最外在，什么情况允许，什么情况不允许，不允许了你怎么办，允许了你又怎么处理。

前天看纽约大学戏剧论坛里一个华裔剧作家的话，说的很好，“别竟瞎琢磨戏，多想些问题，多想想你自己怎么吃饭的问题。” 以及 “写剧本其实不是创作，其实跟文学纪实报告以及编辑撰稿是等量齐观的，甚至不如之。”

真正创作的人都在基层，比如农民工，比如清洁工，钟点工，公交售票员，卡车司机，铁道检修员，部队司号员，街边城管，大厦保安等等。当为生计创作个人的行为，这个创作就已经进入了可以描摹粉饰的范围，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然在描摹和叙述着一种东西。玩九宫格城市棋子游戏，谁规定了大家要在走入死胡同时，拆掉死胡同的墙呢？ 就好像北京国安的球迷服之一，背后写着“跟丫死磕”，最后统统被磕死。

金字塔是一座飘悠着诱人香气的带刺玫瑰，碰了扎，不敢，不碰吧，又不甘。无论如何，围聚在周围，都有很多的感受，感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过程也不重要，人死了都是要盖棺定论的，结果一定是最重要的，生活不是过程，生活全是结果。